张思东，1973年生，枣强县人，中共党员。1997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枣强县人民医院工作。2010年被提拔为枣强县医院副院长，兼任内四科主任。他是一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是枣强县首位、衡水市第7例非血缘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他先后完成了《临床肿瘤综合治疗》科技论著一部，撰写并发表《浅析原发性纵膈肿瘤的外科治疗》、《护理干预对病患者治疗遵医行为的影响》、《哮喘日记在儿童哮喘管理中的应用》等国家级论文十余篇。先后荣获“河北省优秀志愿者”、“衡水市优秀共产党员”、“枣强县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
去年7月底，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张思东在石家庄和平医院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他的捐献对象是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的一名白血病患者。
张思东于2006年6月15日，在单位组织的一次献血中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2013年4月8日，张思东接到电话，知道自己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接下来的体检和高分辨每一项工作他都积极配合，并顺利过关。
据了解，张思东是河北省第153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2013年的第18例，同时也是枣强县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医生要担得起责任
记者（以下简称“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时候，在石家庄医院住了多长时间？
张思东（以下简称“张”）：去年7月26号去的，住了一周吧，8月1号回来的。
记：听说您听到配型成功的消息后，特别兴奋，为什么对于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么关注？
张：因为我知道，在非血缘关系中找到配型相合者的机会只有数千分之一至万分之一，成功配型率非常低。当时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确实觉得挺兴奋，觉得非常不容易。有机会救别人一命，而且这种机会一般人你想找也找不到，绝对不能让它错过了，为此我受点罪觉得也值得。再说，我本身是个医生，看病是为了救人，捐骨髓也是为了救人。
记：对于这次举动您自己怎么看？
张：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也不是多么了不起，自己既然能够做到就尽量去做了。如果能给别人一次生的希望，相当于我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延续，我感觉还是挺有意义的。
记：作为一个医生上班肯定很忙，在石家庄那一周算“忙里偷闲”了。
张：上班是忙，我还兼着内四科的主任，平时病人不少，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天天就在医院里，我觉得在家里还不如在这里踏实呢。刚接手这个科室的时候，都是年轻的大夫，春节放假期间，就是大年三十不上这边来溜达一圈，不看看这些病人，都觉得不放心。不过现在好多了，大夫们都外出进修学习过，已经慢慢成熟起来了。我是枣强县医院最年轻的一个科主任，别的科主任基本上都比我大一轮，所以说我带这个科室顶的压力比较大。
记：当时肯定也特别辛苦。
张：内四科是2006年8月底成立的，当时加上我就三个大夫，白天晚上在这里盯着，我也想干出点成绩来。刚开始的时候病人也少，就三个病人，所以必须得下更多的精力吸引病源。雪上加霜的是，其中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大夫，在2006年底的时候不幸被查出来了前列腺癌，上不了班了。这样我不光得看病号，还得照顾他。我就在这里吃，在这里住，衣裳脏了就拿回家去洗。有一阵子，另一个医生家里有点事，没来上班，就剩下我一个大夫了，白天上了晚上接着加班，没歇着的时候。
记：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的？
张：我就想着，既然这个科室弄起来了，就必须把它经营好，不能垮了，这是我的责任，就这一个想法。就这样，一步步走到今天。
记：责任意味着付出，意味着担当，听说“非典”期间您曾经在一线驻守？
张：对，我在枣强的一个定点医院坐诊了一个月，所有发烧病人都去那儿就诊，第一个来定点医院的病人就是我看的。那时候我在内三科当副主任，内三科是呼吸消化科，当时情况确实非常凶险，科里面的女大夫有的就在一边害怕得直哭。当时在定点医院半个月换一批医生，我在那里呆了半个月以后，就面临着交接的问题，医院那边考虑要留下一个熟手，我就申请留下了，就这样在定点医院呆了一个月，在这期间我入的党。
记：“非典”时期入的党？
张：对，我是那时候县里唯一一个在定点医院入党的人。
记：在“非典”这么一个特别的时期入党，您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张：其实我觉得，付出了不一定在经济上得到什么。当时肯定是医院的领导认可我，县委的领导也认可我，我也觉得自己冲劲十足。那时候确实是在定点医院一个月没回家，当时也不让出那个院子，吃喝都在里面。我的入党是特批的。
记：您现在的人生观、道德观和您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有关吗？
张：我母亲吃苦耐劳，孝敬老人，但脾气比较大，但是是一个敢闯敢干的人。我母亲那时候是村里第一个经商的，出去进货很不容易，她自己扛一二百斤的货物，母亲的这种坚强劲儿对我还是有影响的。
我知道大人辛苦，上初中以前，没想过这些事，只知道玩，自从上了初中，突然就醒悟了，自己就知道用功读书了，基本上没出过班里的前五名。那时候考高中，一个乡里考不上几个，我上高中以后成绩在班里10名左右吧。知道大人不容易，我当时就想，自己帮不上什么忙，既然上学，学习就是我的任务，我会尽我最大努力去学，不能浪费时间。我上高中那几年，从来不让家人来看我，我花钱家里从不心疼，但是我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
其实上了班以后，我也是这么想，我既然学医，就得把这一行搞好了。我不会打扑克，打麻将，也从来没玩过。没事我就在病房里呆着。那时候一开始工作，我很快就适应了，上班一个月后就让我自己值夜班了，慢慢地，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固定患者了。我觉得，看一个病人就给人家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现在门诊病人也多，大多集中在上午。早上起来七点半到医院，把重病号看一下，问问值班大夫有没有事，有事就处理，没事就坐门诊。下午门诊来的人就少了，我就转一圈病房，经常不能正点下班。
说起来惭愧，这些年来对家庭成员的关怀也少，比如说我的孩子中考完了，要升高中了，孩子一直想让我们陪着去看一场电影，每次答应后都因为工作的原因，一次次的失约，总觉得对不起孩子，但我离不开这个科室。
医术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记：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医的？
张：1997年7月份在河北医科大学毕业以后，8月份来的枣强县医院。
记：为什么选择了医生这个专业？
张：我上高中期间，体格比较弱，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特别爱感冒，免疫力比较差，高中时候学习又紧张，基本上月月吃药。那时候我的学校和枣强镇医院比较近，平时就去那里看病。那时候就碰见了一个大夫，是我一个老师的爱人。她给我看病，还给我讲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非常细心。我感觉碰见这么一个好大夫心里可痛快了，心里就比较信服这个大夫，我觉得她对我有影响。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大学毕了业就当医生。后来高中毕业以后就报的河北医科大学，幸运地被录取了。
记：学医的话肯定有解剖课，上课的时候有心理障碍吗？
张：说实话，一开始我胆子比较小。上解剖课的时候，一个小班十几个人，就围着一具尸体，随着老师的讲解操作，一点点地解剖，先从大的方面认识，然后再着手小的部位，上完局部解剖课，整个尸体基本上就面目全非了。其实不光是我胆小，其他同学也差不多。但是我是第一个帮着老师把解剖完的尸体放进福尔马林溶液里面的，当时老师抱着尸体的头，我抬着脚。当时心里觉得也是非常紧张，但是我觉得，既然干这一行，就得战胜自己，克服困难。
记：您当时学的专业是什么？
张：学的临床医学。实习是在省二院实习的，内、外、妇儿都接触了，麻醉也实习了，接生我都接生过。毕业以后，就被分到枣强县医院了。在这里就一直从事内科的工作，一开始在内二科，后来成立了内三科，需要人就把我调到内三科去了，后来当了内三科的副主任。
说实话，作为一个基层的大夫，我也不是搞科研的，经费没那么多，医院条件也达不到。我们基本上面对的都是老百姓那些琐碎的小事，就是看基础病、大众病，疑难杂症不是说不看，比较少，还是常见病比较多，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些疾病上下精力，吃透了。
我们面对的大多是老百姓，需要我们下功夫、有耐心，好好服务。比如说，我的办公室有卫生间，一些看病的老人走路不方便，要是内急了，我就让他们用我的卫生间，有的老人还不会冲水，我就给他们冲了。
记：您是如何与基层的患者相处的？
张：一方面是给患者治病，另一方面还要与患者多交流。其实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积累知识的过程。什么叫经验？什么叫疑难杂症？有了积累什么都好说。我也有摸不着头绪的时候，对于摸不清头绪的病情，我就留下患者的电话，等到病治好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询问他们在哪里看的，怎么诊断的，怎么看好的。
枣强恩察镇有一个病人，总是觉得咽喉部堵得慌，但是并不影响吃饭，就是觉得发堵，这是两三年以前的病号了。在这里胸片照了，胃镜做了，都没有查出病因来。这个病人后来去了北京，确诊为躯体功能障碍。那时候我也没听说过这个词，就给这个患者打电话，问他是在哪个医院看的，他说在北京301医院。后来我就打电话去咨询，原来是精神病的范畴，是精神、心理上的问题。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就增长了一部分经验，再碰见类似的病人，我的思维又多了一个方向。看病也是一个慢慢总结的过程，要是不善于总结，那么这个医生的知识面就没那么广。
记：您所负责的内四科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
张：内四科目前有两个专业，哮喘和肿瘤内科。这两个专业都是我通过在外面学习，把知识带到医院，然后这个科室才建设起来的。
2003年“非典”过后，那年冬天，得哮喘病的病人比较多，当时我就发现医院里没有什么治疗哮喘的好办法。2004年潍坊哮喘病医院办了一个学习班，我去参加了。潍坊哮喘病医院在全国来说是比较有名的，是一家民营医院，技术和设备都比较先进。
记：哮喘这种病不容易根治吧？
张：哮喘这个病如果按正规的治疗，虽然不能根除，但80%的人可以基本上达到临床治愈。临床治愈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在用药的情况下，几乎不发病，该做。什么做什么，和正常人一样，别人看不出来，这就算达到临床治愈了，但是必须要坚持用吸入疗法，就是那种往嘴里吸的药，现在有气雾剂和干粉剂。部分老百姓对这个吸入疗法不认识、有抵触，必须反复和病人解释。
记：为什么会抵触？
张：因为一些人认为吸入疗法和吸大烟一个样会上瘾，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比如说明星大腕有人就有哮喘病，为什么还能跳能唱，常人也看不出来，就是坚持吸入疗法。
记：那么内四科怎么又增加了肿瘤内科这一项专业？
张：看病一方面是技术上的提升，得有悟性。交流上，得抓住患者的心理。除此之外，还得有洞察力。内四科成立后，好多肿瘤晚期患者来这里住院。对于这种已经到了癌症后期的病人，回家吧，有紧急情况来不及治疗；去大医院吧，大医院又建议回本地治疗，毕竟大医院的床位都非常紧张。我发现这样的患者比较多，为了给这些患者解决实际问题，就去省四院专门学的肿瘤内科。
当然一开始也有很多不信任我们的，上这里来咨询，你就得给人家讲，你动完手术了应该怎么化疗，应该用几个周期，化疗期间你可能出现哪些不良反应，化疗后有什么不适，应该定期多长时间去复查等等。你这么和病人说，他们就觉得和那些大医院医生嘱咐的差不多一样。咱就按照诊疗规范去做，就这样慢慢病人也就多起来了，科室也慢慢发展起来了。
记：除了以上所说，您还去哪里学习过？
张：2000年去过省人民医院，进修的大内科，呼吸、消化全都学，侧重学的是心血管和脑血管，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心脏病来的比较凶险。每年都去北京，参加北京医学会举办的学习班，特别是有关于呼吸或者肿瘤的。不走出去不行，不走出去你的思维开拓不了。为什么让那些新来的大夫轮转，到各个科室都呆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医生看病得想的全面一点。一些大夫可能专注于自己的专业，把别的专业忽视了，但是病人是一个整体，头疼可能不只是脑袋的毛病。基层医院没有分得那么细，所以得掌握全方面的知识，这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打好了，去哪一科都能够尽快熟悉起来。
管理工作要以患者为出发点
记：2010年您因为工作突出，被提拔为副院长。当了副院长之后，您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
张：当了副院长之后压力更大了。因为不光是管一个科的事了，还得管医院的事。就说每周一，医院的领导班子得开例会，总结上一周的工作，安排下一周的工作。早起一上班科里就得交班吧，而医院八点开例会，这个期间要是有病人找你的话，很忙活。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再一点就是怎么划分科室的精力和医院的精力。原来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科室里，现在我分管全院护理这一块，护理队伍的建设、提升都需监管。
记：那您怎么监管的？
张：分层次去培养，分层次考试。在医院2年以上的应该达到一个什么层次，1年以上的达到什么层次，刚来的达到什么层次。这样分层次去培养，然后个别人个别对待。我们医院的规定都是站在患者的角度来制定的，来医院工作，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定。这得靠平时的督导，让她们形成习惯。
记：把这些工作分给下面的负责人不就可以了？
张：交代清楚了，我也得深入基层，和基层断开了以后，你了解不了下面的详细情况，总蹲办公室，只是上传下达，了解不了那么细。了解不了具体情况，还怎么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记：其实不变的还是您对病人的热情、细心。
张：还得有耐心，有天晚上十点了，一个老病号给我打电话，在家喘得厉害。她得的是间质性肺病，一种很难治的病，肺老化引起的，肺没有弹性，但是像这种情况不能直接给病人讲。我常和科里的人说，咱得尊重病人家属，家属不愿意让病人知道，咱也得帮忙瞒着。要按法律规定病人有知情权，但是咱这基层的人不像大城市的承受能力那么高。
我在石家庄一家医院进修的时候碰见过老两口，人家直接就说我是肺癌，我来化疗的。基层就不行，承受能力没那么强。有时候你就得哄着那些病人，有的病人问：这么长时间，我的病怎么不见好啊？你就得耐心和他们说：慢性病，别着急，半年以后慢慢就能好了。其实半年以后可能就没他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再就是得摸透病人的心理，不同的人群给予不同的说法。我们就是凭借我们的细心、耐心、责任心赢得了患者的信赖，才使科室不断壮大。
记：为什么您这个科室总是病号这么多？
张：对于那些来医院的病人，我们医务人员不能觉得麻烦，要有耐心。我们县医院面对的是基层的老百姓，越条件不好的，你就得多照顾他们。实话实说，老百姓有朴实的一面也有固执的一面。在我们科，一个病人来了以后，护士先把病人领到病房里去，把病人安顿好了以后，护士马上通知大夫，这个病人该你管的，大夫必须马上去接待。遇到问题多为病人着想，多沟通，多说几句话，好多矛盾都可以避免。换位思考，咱要是乍一到陌生的地方，可能也摸不到头绪，可如果碰见一个大夫或者护士对咱挺好，咱心里也觉得挺痛快，心里也就觉得有底了。
所以说，要留住病人，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我经常对科里的大夫说，咱做事得凭自己的良心。我只要知道哪里有业务学习班，我就会安排科室的其他医生去，多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学术氛围浓了以后，业务水平自然就提上去了。
记：您认为目前医生应该怎么对待自己的工作？
张：一切以患者为出发点。当大夫，我觉得心善的人才能做好。如果只是一味地专攻医术，也容易误入歧途，这样的医生可能也不是个好医生。病人来医院看病是为了解决身心的痛苦，这是最根本的。
医生与患者是共同的“战友”
记：您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也有管理方面的经验，您觉得医患矛盾是怎么产生的？
张：从大的方面来说医疗制度有不完善的地方，再一点可能一部分人心中的核心价值淡化了，是过分地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的。为什么说以前一说先生、大夫都是备受尊敬的职业？现在恐怕不是这样了。其实不能说都是医生的原因或者都是病人的原因，要是医生和病人能够及时沟通，多数的医患矛盾都能够化解。
记：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则新闻说四川省石油医院住院部的患者因要求注射杜冷丁止痛被拒，与住院部医生发生冲突，导致医生左臂受伤。您怎么看？
张：我觉得那些在大医院的医生工作比较紧张，可能与患者交流的时间比较少。要是换成我的话，我就会坐下来和他谈，和他解释什么情况下才能用杜冷丁。这个东西不是医生不给开，找医院的任何大夫都不可能随随便便开出去，这要求医生必须得见病人，而且病人的病情得达到一定程度才可以。杜冷丁是国家控制药品，假如说要是流到黑市上去，那就触犯法律了。
如果能及时地这样沟通，病人家属也不可能打人。如果拒开杜冷丁的这个医生言语上过于强硬，把病人家属也惹急了，因为病人家属本来就着急的。我觉得像这种情况还是存在一个沟通的问题，如果你医德好了，沟通能力强了，基本上就能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
记：总是这样耐着性子干工作，会不会感到累、烦？
张：看病看多了，什么样的病号都见过。可能是平时工作忙、压力大，每次一回家，家里人一说病，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烦。过年回老家，一大家子人，20多口，你在那一坐，好多亲戚就问我，我这里疼、我那里疼是怎么回事。我连忙就说，咱先吃饭，吃完饭再说。有一次我姥姥来住院，90多岁了，我姨就问我，小子，你姥姥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说，不乐观，就这两天吧，治过来就治过来了，治不过来就治不过来了。我姨一听就慌了：这么说不就是快死了吗？就哭起来了。对自己人我可能就没那么耐心，这是我该检讨的地方。
刚到医院的时候，要是病人死了，我觉得心里可别扭了。但是现在，若是有病人死了，换衣服、抬等等，我们都会帮忙。我从心里觉得，病人到了我的科室了，最后一程得送，我们不忌讳这个，这也是对病人的一种尊重。
记：您这个科室一直在这么做吗？
张：对，还有假如某一个病人快不行了，只要我没特殊情况，我会一直在那守着，等病人走，这对于家属也是一个交代。病人走后，帮助人家料理料理，控制控制家属情绪，告诉家属需要准备些什么，帮助他们找找车，走了以后看看落下东西没有，没有的话，让护士收拾收拾，给病房消消毒，然后我心里就踏实了。其实这些都是日常的一些琐事，想到了我就尽力去做，好多病人家属料理完亲人后事还专门过来致谢。我觉得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心里就觉得挺欣慰的。
记：做医生这么多年，您有什么感悟体会吗？
张：我觉得就是多为病人着想，多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这样纠纷、矛盾就少多了。我在医院里是脾气比较好的，但是对于手下的人比较严厉，我在科室里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我的底线就是，如果对病人不好，不管是谁，我绝对不干。有时候底下护士埋怨说，和他说什么，他都不懂。我说，人和人哪里都一样？不能说病人不好，只能说有时候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找我，不能和病人发生争执。
记：你尊重病人，病人或者病人的家属也会尊重你。
张：对，就是互相站在对方的立场去交流、去沟通去。都在细节上呢，为什么老话说细节决定成败。内四科成立得最晚，但是现在在我们医院算是比较出色的。病人不是你想拉来就能拉来的，我们科室80%的病人都是自己慕名而来的，只要我不忙的时候，我都想和病人多聊一会。
我还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压了许多关于常见病通俗易懂的小知识，都是我在报纸上或者杂志上剪下来的，比如说哮喘得用吸入疗法，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等等，这些剪报都是针对患者的，让患者一坐下就可以方便得看到，这样病人对于自己的病就有更深入的了解了。老百姓来这里看完病，只要回头说看得还可以，我就心满意足了。(马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