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老英雄“七星子”的传奇故事
——一场跨越75年时空的对话
张永言（1888—1940），绰号“七星子”，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曾任中共肖张区区委书记、枣强县县委委员、枣强县参议会常委等职。在反映冀南人民抗日烽火的长篇小说和电影《平原枪声》中，他是主人公马英的重要助手——老贫农“老孟”的原型。
长篇小说《平原枪声》的作者李晓明，1978年曾为他写过一个小传《老英雄张永言》。文中写道：“张永言，当时年已50岁，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花白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穿浅灰色粗布棉袍，腰束白布带，棉袍的前身经常掖在腰间，走起路来，健步如飞。他手使一把七星子手枪，枪把拴着一根线绳子，斜挂在胸前，威风凛凛，气势不凡。”“提起‘七星子’，枣强县的男女老少，无人不知晓……”
按辈分，张永言是我的远房爷爷。然而，他牺牲时，我还没有出生。孩提时代，常听父辈和乡亲们讲他抗日的传奇故事；在县城上中学时，清明节去烈士陵园扫墓，提起烈士名录上的张永言是我的远房爷爷，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目光，争着让我讲“七星子”打日本鬼子的故事。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张永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干革命就不怕掉脑袋”的革命精神，“我不怕敌、敌必怕我”、“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的抗战到底的决心，不仅深深打动了同学们的心，也对我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张永言烈士为国捐躯75周年。4月5日清明节，我回到故乡——河北省枣强县刘家纸坊村，为先辈们扫墓。矗立在烈士墓前，缅怀先烈，追忆历史，我心情悲壮而沉重。此时，烈士墓前那高大的墓碑仿佛化作了爷爷高大的身躯，猎猎的西风发出的震耳呼啸，仿佛是爷爷当年在各村庙台上、茶馆里用粗犷高亢的大嗓门在宣传抗日救国……于是乎，有了这场跨越75年时空的对话。
“宁死不当亡国奴！”
作者：永言爷爷，史料介绍：“七七”事变后，陈再道率领的八路军东进纵队来到了冀南的南宫开辟抗日根据地，肖张区也建立了由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委会”）。听说，您是在听了战委会工作人员宣传后，第一个站出来高呼“宁死不当亡国奴”的人。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张永言：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7月8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但怎样才能实现全民族的抗战？驻扎在河北的国民党保安第一、二、三旅和一些杂牌军队，还没看到日本鬼子的影子，就被隆隆炮声吓破了胆，他们狼狈逃窜，沿途烧杀奸淫、抢劫百姓财物。就在这时，肖张区战委会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刘家纸坊村。他们是刚从南宫受训回来的青年学生，在村中的关帝庙台上，高唱抗战歌曲，大声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我听着挺在理儿。他们宣讲后，我就走上台，大声说：“乡亲们，战委会同志说得对，日本鬼子来了咱们就跟他拼，中国人宁死不当亡国奴！”以后，战委会工作人员再来宣讲，我就帮着招呼组织群众；再后来，我还跟着战委会的小青年们到各村去宣讲抗日道理，《平原枪声》里写的那些细节都是实情。
作者：永言爷爷，当年投身抗日救亡的多是热血青年，您当时都已年过半百了，又拉家带口，家里人不支持，亲戚们也不理解，可您信念坚定，还把在江苏镇江当小学老师的独子张光远，也叫回来参加抗日工作。对于这一切，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
张永言：（深情地望了我一眼）孩子，国破家何在？“国”在前，“家”在后，有国才有家啊！当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很快就占领了衡水、冀县、枣强等县城。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架上9匹马拉的大炮，向四面八方乱轰；日寇的飞机低空盘旋，看到逃难的群众就狂轰乱炸；敌人的坦克成群结队地在田地里乱爬，连汽艇也开进了千顷洼（衡水湖的前身）。日寇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亡国奴的厄运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爷爷因家贫，年轻时为生计所迫四处漂泊，当过兵，做过邮差和小职员，但奔波了多半辈子，还是少衣无食，一贫如洗。战委会来了，我才遇到了救国救民的中国共产党。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指出的抗日救国的道路是条光明大道，所以咱要豁出命来走到底！
永言爷爷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接着说：旧社会，生活和医疗条件差，人们的预期寿命短，50岁就算老年人了，所以我才留了胡子。“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参加革命后，我焕发了青春，刮掉了胡子，整天和年轻人一起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带领区游击队骚扰鬼子。所以，在革命队伍里我还有个外号，叫“老青年”！讲到这里，他爽朗地笑起来。瞧那眉目眼神，就像彩虹那样五彩缤纷。
“干革命就不怕掉脑袋”
作者：抗战初期，肖张区的政权还掌握在国民党土豪劣绅的手里。区长姓甄，是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还是反动会道门白极会的会长。小说《平原枪声》开篇第一句：“肖家镇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说的就是反动会道门白极会残害群众的事儿。听人说，永言爷爷您创办肖张区“农民救国会”（以下简称“农会”）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带领36个村的群众驱赶反动的“甄区长”。
张永言：是的。当年，八路军东进纵队，一来到冀南区，就打了好几个胜仗，遏制了日本鬼子和汉奸部队的嚣张气焰；同时，也收编和改造了一些地方的群众自卫队，扩大了抗日武装。“甄区长”慑于八路军东进纵队的威力，表面上不得不支持抗日工作，但暗地里总想拔掉区战委会这颗“眼中钉”。区公所的护兵马弁不便直接捣乱，“甄区长”就想利用白极会的信徒们袭击战委会人员。
一天黄昏，白极会信徒们既没有像往常那样敲锣打鼓，也没有呐喊嚎叫，却静悄悄地聚集到肖张镇的东街外。那天我去肖张串亲戚，看到这情况，心里不由猜疑：是不是白极会要去残害战委会工作人员？于是就跟着围观群众到了集合地点。看到“甄区长”站在一个土台上，正在指指点点地进行部署。由于我个子高，站在人群中很显眼，被“甄区长”一眼瞅见，吼道：“奸细，抓起来砍了他！”立即有十多人手持大砍刀向我扑来。我义正言辞地抗辩道：“我串亲戚路过这里，犯了什么法？”围观群众也为我作证和求情，他们才把我推出了人群。我躲在远处窥探动静，看到白极会信徒们吞服了咒符，在“甄区长”的指挥下，呐喊嚎叫着奔向战委会驻地时，就撒开脚丫子，抄近路跑向战委会。
此时，战委会的十几个同志，刚从各村宣传回来，正在利用晚饭时间交流发动群众和串联积极分子的情况。我一进院子就大喊：“同志们，不好了，白极会进街了！”同志们看到我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围上来问我原委。我把手一摆：“详情以后再说，跟我来，快走！”同志们跟着我，刚跑出南街口，白极会信徒们就冲进了战委会，他们砸了战委会的牌子，劈了战委会的大门，砸了吃饭的锅，但没有抓住一个工作人员。事后，战委会的同志们感激地对我说：“老永言，你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来送信，真勇敢！”我对他们说：“个人掉脑袋是小事，救出同志们要紧！”
作者：听说“甄区长”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不断出鬼点子刁难、破坏战委会的抗日工作。你们怎么以革命的“两手”对付他的“两手”？
张永言：只有打倒反动的区公所，建立革命政权，才能迅速打开抗日局面。肖张区委决定开展合法斗争，依靠群众驱赶反动的“甄区长”。多年来，“甄区长”欺压群众，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群众对之恨之入骨。通过发动群众，很快就有几十名受害者站出来控诉“甄区长”的罪行。同时我们还利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争取到一些开明士绅的同情和支持。于是写了状纸，受害人们签了名，36个村公所也盖了章，准备到县衙门去告状。
谁领头到县衙门去告状呢？开明士绅们不愿蹚浑水冒险，受害者多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有苦诉不出，还有的连县城也没去过。更危险的是领头告状者，可能会受到“甄区长”及其走卒的报复，闹不好还会连累到身家性命。在这节骨眼上，我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同志们好心地提醒我注意安全，我拍着胸脯说：“干革命就不怕掉脑袋！我还能再活50岁吗？我前半辈子算白活了，后半辈子才找到正路，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好好干一番！”
在县衙过堂时，我依仗着自己几十年闯荡社会的经历，为受害农民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同时县委也托人帮助做工作，这样官司终于打赢了，反动的“甄区长”被扣押了起来。通过这场斗争，组织上看我对党忠诚，热心抗日工作，真心实意为百姓办事，批准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38年春天，我还被推选为枣强县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当年秋天，组织上就让我挑起了中共肖张区区委书记的重担。
作者：听到这里，我兴奋地伸出大拇指点赞：永言爷爷真是好样的！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
“我不怕敌，敌必怕我！”
作者：永言爷爷，听说您宣传群众、鼓舞士气很有办法。比如，每到一个村庄，您就掏出自己的手枪，一边让群众看一边说：“瞧，它叫‘七星子’，别说日本鬼子的脑瓜子，就是一寸厚的铁板也能打得透。我有14粒子弹，一颗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只要咱们齐心协力，小日本是不愁打不败的。”请给我们讲讲您当年抗日的故事。
张永言：区抗日政权建立后，抗日形势发展很快，各村都成立了农会、民兵自卫队，后来还在村游击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区游击队。我们经常骚扰敌人，破坏敌人的公路和电线，铲除死心塌地的汉奸分子。可也遇到一些困难，一是我们缺少武器弹药，区游击队也只有十几条破枪；二是受社会上“亡国论”的影响，一些游击队员士气低落，说就凭咱这几根“烧火棍”（指破枪），就能赶走日本鬼子？
为了鼓舞士气，增强大家的抗日信心，我经常给人们讲打狗与打鬼子的道理：比如，一只恶狗扑来，你若是害怕，它就非追着咬你不可；你若是不怕它，拾起一块砖头去砸它，或抄起一根木棒去打它，它就夹起尾巴逃跑了。这就叫“我不怕敌，敌必怕我！”我这话，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人都知道，从而增强了人们的抗日勇气。
有一次，30多名伪军到屈家纸坊村抢东西。我听说后，就迅速带着区游击队和附近几个村的游击小组来到屈纸坊村外，分三路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以为是被包围了，仓皇向西南方向逃命。我带领大家在后面紧追不舍，边追边打，一直追了敌人6里路。除追回了部分被抢的东西，还缴获了6支捷克式步枪。同志们高兴地说：“老永言说得对，‘我不怕敌，敌必怕我’啊！”
作者：吓走来肖张镇设据点的100多鬼子和汉奸，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成功运用，也是您组织指挥才能的充分展现。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张永言：1939年夏天，驻扎在枣强县城的日本鬼子和伪军，为了加强对县城北部地区的控制，想在肖张镇设立据点。肖张区委事先得到情报，就在各村发动群众，准备在敌人建立据点时进行干扰、破坏，让敌人知道肖张区的人民不是好惹的。7月的一天，100多鬼子和汉奸开进了肖张镇，强逼各村出民工为其修炮楼。当天晚上，区游击队和各村的游击小组以及革命群众，把肖张镇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一声令下，步枪、土炮、土枪，以及装在煤油桶里的鞭炮，从四面八方一起响起来。敌人以为八路军来了大部队，再加天黑和情况不熟，也不敢出击，只是一个劲地盲目打炮和用机关枪扫射。折腾了整整一夜，天一明敌人就夹着尾巴逃走了。事后有的同志打趣地说：“听说一发炮弹值一头牛的钱，这一夜不知耗费了敌人多少头牛的钱！”我们的游击战就是这样，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让敌人寸步难行、不得安宁！
说到这里，永言爷爷爽朗地笑了。那笑声里充满了自信，也展现了人们抗战到底的信心。我往前凑了凑，趁机又提出一个问题：
作者：永言爷爷，有人说，1939年冬天，您出奇兵智救县大队突围战士的行动，不仅表现了您机智勇敢、机动灵活的战术思想，还反映出您胸怀全局的观念。您觉得这是事后的褒扬之词吗？
张永言：我当时没想那么多、也顾不得想那么多。敌人包围县大队的那天，我正在距战场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里工作。刚听到枪声时，还以为是县大队打敌人的伏击呢。后来枪声越来越紧，还有隆隆的炮声，就觉得不对劲儿。因为县大队刚建立不久，武器装备比较差，也没有大炮啊！是不是县大队被敌人包围了？我提出要去战场看个究竟。身边同志劝阻说：“我们没接到上级救援的通知，再说区游击队也不在身边。你单枪匹马能做啥？”我一听就急了：“县大队遇难，咱岂能坐视不管？！”
我拔出手枪，撩起棉袍，就朝着枪炮声响起的地方跑开了。到了离战场三、四里地的程杨村，才听说县大队200多人，被1000多鬼子和伪军包围在景村了。我一边派人通知程杨村的游击小组和党员集合待命，一边匍匐着去村西南观察战场情景。只见景村村东一片光秃秃的坟场里，烟气腾腾，尘土飞扬。敌人的汽车、骑兵像旋风一样围着坟场转，炮弹、子弹像冰雹一样往坟场里倾泻。我当时干着急，可没办法救同志们。这样，敌我双方一直僵持到傍晚。突然，轰隆隆响起一片手榴弹的爆炸声，烟雾中几十名县大队的战士冲出敌围，向着北边的齐官屯方向猛跑。就在这时，敌人的骑兵追上来了，眼看突围的同志又有被包围的危险。我急中生智，带领游击小组占据了一个有力位置，从敌人屁股后面开了火。一连打了几排子枪，撂倒了几个敌人。敌人没想到会遭到意外袭击，以为是我们的援军来了，就调转头向着我和游击小组包抄过来。我看到任务完成了，就带领游击小组，顺着交通沟迅速撤到程杨村里隐蔽起来。鬼子的骑兵、步兵在程杨村搜来搜去，什么也没有发现，才知上了当。而此时突围的县大队战士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活着打日寇，牺牲了也光荣！”
作者：永言爷爷，资料上介绍说，您平时肩上总挎着个奶奶为您缝制的文件包，工作间隙，只要有一点时间，您就阅读文件或看书，还坚持记笔记、写日记，和同志们交流学习心得。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又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您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张永言：爷爷50岁才找到共产党，50岁才懂得革命道理，对于我来说，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年轻的同志，文化水平高，我一天不学习就会被他们落下。再说了，不学习，怎么能做好工作？怎么发动群众？还有，赶走了日本鬼子，我们还要建设新中国，像苏联一样建设共产主义呢！
作者：小时候，我常听村里老人们讲，您登台宣讲时，有人问您：“您宣传的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啊？”您不无幽默地回答；“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喝牛奶、吃面包！”
张永言：（哈哈大笑）那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梦想啊！你想想，那会儿我才参加革命一年多，又没去过苏联，都是从书上看的和听同志们讲的。不过，我对抗日救亡大业坚信不疑，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信不疑！所以，我忙里偷闲，抓住一切时间学习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从不放过开会学习的机会！
作者：这不由地使我想起，永言爷爷就是在去唐林参加县委会议的路上，遭遇敌人袭击而牺牲的。于是央求他讲讲当时的具体过程。
张永言：那是1940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通知，3月15日县委要在县城东面的唐林村召开会议。当时，我正在家中养病，区里同志说：“替你请个假吧！”我不同意，说：“每开一次会就有一次进步，要做好工作不参加县委会议怎么行呢！”
同志们和家里人都劝阻我。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从刘家纸坊到唐林，有60多里路，需要走五、六个小时，怕我大病初愈，身体承受不了；路上还要过几条敌人的封锁线，只有趁着晚上才能冒险通过。我坚定地说：“同志们，困难没有办法多，危险没有我去开会的决心大。我都50多岁了，怕什么？活着打日寇，牺牲了就革命到底了！”
区里决定派5个同志和我同行，为的是有个照应。同志们14日黄昏在我家集合，半夜时分就上路了。拂晓，已走出了40里地。3月中旬，乍暖还寒，同志们穿着一身棉衣，冒出了大汗，脚步不由地慢了下来。我大步跨到队前，给同志们鼓劲说：“今天我这‘老青年’，要和你们小青年比试比试，看看谁走得快！”说着，就大步流星地向前奔去，不一会就到了大王均村。过了王均再走8里路就是唐林，吃早饭也不误事呢。
哪里知道，敌人不知嗅到了什么信息，这天黎明数百名鬼子和日伪军悄悄包围了大王均村。3月，空旷的田野里一望无际。朦胧中，敌人看到从村北走来一行人，估计是八路军的游击队，就把岗哨撤回村里隐蔽起来，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我走得快，来到村东口，一群敌人突然围上来，要我缴枪。我就势一躲，“当当”两枪。为了引开敌人，掩护其他同志，我向着村东方向跑去。上百名鬼子兵嚎叫着追赶，我右边路上有鬼子的骑兵包抄，左边路上有汉奸的自行车队追赶，我跑了一里多地就被敌人包围了。我趁机钻进路边一个看菜园的小屋，沉着应战。心想：“今天应了那句诺言：革命到底了！”我尽量等敌人靠近再打，好一粒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但“七星子”手枪有个缺点，打完七粒子弹后，要退出子弹壳，再一个一个的装上七粒，才能继续射击。正当我装子弹时，几个凶恶的日本兵端着刺刀冲进了小屋。就在敌人的刺刀刺向我的一刹那，我拼尽最后力气骂道：“小鬼子，老子活着没把你们赶出中国，死了也要看着同志们彻底消灭你们！”
（曾记得，爷爷的儿媳——我的婶母对我说过，爷爷的遗体运回时，还怒目圆睁。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啊！事后还听说，当年陪同爷爷去唐林开会的5名同志中，就有小说《平原枪声》的作者李晓明。是爷爷奋不顾身地引开敌人，他们才得以趁机逃脱的。）
作者：“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永言爷爷牺牲得英勇！牺牲得壮烈！就是在75年后的今天，当我矗立在烈士墓前时，仍感到热血沸腾，心灵震撼！永言爷爷，您的鲜血没有白流，您未竟的事业包括当年的梦想都已实现，您的爱国情怀、革命精神和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如日月山川光照人间，后来人会永远铭记心中，并将成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巨大精神力量！
安息吧，可敬可爱、令人永远怀念的永言爷爷！ （张锡杰）